出走：再出走

起初因為競爭激烈，面試時胡謅了一些對於荷蘭的看法，說這裡是自由的土地啊，之後又比較一下香港與荷蘭。我記得我說過香港人一般談話都圍繞食物啊購物啊人啊諸如此類的，然後又說荷蘭的人都愛談政治啊宗教啊一大堆，最後草草概括了自己想要感受這樣的學術氣氛。面前的考官不時點著頭好專心的聆聽著一個胸懷大志要闖出去當個學者的我，說穿了這都是一堆太過閃爍的廢話，我其實只覺得荷蘭這個地方很有型。

在這裡生活幾個月，同學介紹我的都是食物啊購物之類的，然後政治與宗教似乎只在課堂上談過，在聚會談的都是不夠幾句便被扯開了，大家都輕鬆的摸著酒杯底談哪裡好玩、哪個老師不好。學術氣氛嘛，當然阿姆斯特丹的教育方法是截然不同，但同學還是會蹺課。可是，在這裡蹺課似乎都蹺得有道理，一整個學期裡，我從來沒有看到上堂打盹或是睡著的學生，他們都是精神充沛的來到課堂，那管他們背後蹺了多少課來補眠或散心。

其實，荷蘭與香港不再可以作比較。又或者，任何兩個地方都不再可以，基本上大家的生活都是大同小異。只是，在香港，似乎怎樣生活都能令你萌生內疚感，做甚麼都不對勁。我們都是誠惶誠恐的當著自己。

我沒有要在阿姆斯特丹做些甚麼，這幾天想著自己有甚麼變化，會帶一個怎樣的我回去，我就是大腦運作好幾遍都沒有一個程式供出答案。由始至終，我在這裡都是在當著一直理想的自己，只是當得比較舒適與安心而已。

有些時候，我猜想這樣的安定是否因令人不安的陌生而來。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所有都不再可靠，只能靠著自己的想像而行，最後我們忙著要四處找東西想像，為事物與自己之間聯上關係，反而不自覺安心的當著自己。因此，當你看到不知名的肉類，包裝上是未曾認識過的語言，你就能安然的靠著想像把它猜想為牛肉或豬肉，儘管你回到家裡還是咬著無以名狀的質感。

來到待在阿姆斯特丹的最後一天，發現地方與另一個地方的分野其實很模糊，它們從來都是留於想像內，而那些形象遲早都有破毀的一剎，就如我城已再沒有可以想像的空間，問題在於決定要如何理解、如何生活。

記得《看不見的城市》裡馬可勃羅要尋訪多洛希亞，訪察隨後幾年，他收回眼光，再度凝視廣袤的沙漠和旅行路線，發現曾經走過的路只不過是一天早晨多洛希亞向他開展的許多條路之一。對啊，只是許多許多之一，沒有不凡，它的特別是因為想像。

現在要回到香港，我城這兩字很難在理所當然的宣之於口，我們從來都不屬任何一個城市，亦沒有任何一個城市歸於我們，我們一直在自己想像的地方與空間中帶著不同的感覺生活。因此，這次大概不是回來，而是再出走到另一個地方。假如我們因陌生而了解，因了解而陌生，你和我都會發現我們都再沒有根，就讓一切順著思想而行走。

你當她真的來自火星？

我沒有在追蹤過王菀之的面書頁，可是這兩天面書上不斷有朋友發文、分享王菀之這兩天的言論，然後再加上幾句自己的精癖言論來確立其政治立場或取向，有所見解。

這樣一個網上平台，各路英雄慾望內爆，你寫一封致王苑之的信，他來質問王菀之亦藉此公開罷聽她的歌，各持著自己的一套價值觀，用回應一個人的一段話來建立起自己的意見與看法。

最令我驚奇的更是最近(暫時性)的一篇《香港，其實還有很多王菀之》。當然，假如王菀之因這兩天而突然成為了一個標籤的話，我大抵亦同意香港不只一人討厭政治、不了解政治，同時亦沉勇地關愛著老人家。可是，文中草草把王菀之定論，含混地加上自己的意見、對與錯的詮釋，在推廣成一個標籤，實在是沒有必要。

「是咁的，王菀之「不食人間煙火」已經不是秘密。」

雖然王苑之歸根究底是一個公眾人物，可是她與你和我都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她大部份的生活都不在電視螢光幕中展示，何以那麼多網民如斯雀躍地把她整個人生都剖析的如此單一和純粹？

這樣的現象和邏輯令我想起了哲學家福柯在《規範與懲罰》中寫道：

「人們把靈魂交給法庭，加以喧染，影響人們對案情的理解，並『科學地』運用，這正是由於它和罪行本身一樣受到審判並分擔懲罰。」(19)

王菀之在面書上日常地留下了激動人心的一藉話，或是出於她對老人家的同情，不論廉價不廉價，值得不值得，會分析的人都知道她是與一邊追蹤梁振英僭建的人走著不同的路，帶著不同的邏輯系統。既然是大家思考方向不同，或者她把老人生果金與梁生僭建事件交織為一件事是不合理，可是只能說她沒有弄清來龍去脈，沒有好好了解身邊的事，未有嚴密地構思便在輕鬆日常的面書裡發佈自己所想。

然而，這樣針對一個人的言論真的有著如無底深潭一樣的討論空間嗎？我同意香港有不少不大關心政治的人，但不單是一個王菀之吧。何必這樣把她整個人都擱在板上剖析斷言呢？

「今天的審判者，無論是法官或是陪審員，當然就不只是在判案。」(22)

如前所述，她和你和我都一樣，只是一個人，不是一個從亞馬遜森林發現的新品種。香港現在標籤太多了，還不夠要用在面書發過言的歌手來再造一個嗎？

「不想成為下一個「王菀之」？就要更深入、更系統地了解時事和社會局勢，避免跌入政府、劣質傳媒的「陷阱」啊！」

一個美國學者Sander L. Gilman曾經詳細地分析標籤(stereotype)這樣可怕又無處不在的東西。標籤大體分為兩種，一種是負面的(bad other)，另一種是正面的(good other)。負面的標籤的源起是因為我們對某一種特質、社會的現現而憂慮或畏懼，例如港女、剩女、宅男等。相反的，就是我們太難觸及、成為的。然而，當中的分界線其實是模糊的，因為我們的憂慮與恐懼而清楚起來，造成更為明顯的抱怨和指責。

其實，明顯地，大家都是朝著一個理想的社會而發言，何解花那麼多心力在各自思考的命題上呢？究竟要在說服誰，定誰輸贏呢？假如有著可以推進社會的見解，可以換個角落，著墨在意見上，不用借人家的題來發揮吧。